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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地两检”推动国情教育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8-01-22
在特区的政治体制中,香港市民被少数“新特权阶级”代表,造成香港市民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高铁香港段一直被扣上一种政治原罪,香港市民完全无法从中央的好意中获得预期的幸福感。

特区政府的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无约束力议案,在反对派运用议事规则力阻之下,仍然于11月15日在立法会获得通过,政府随即启动落实“三步走”程序。本地立法程序将于明年6月前完成,高铁将于第三季度正式通车。

回顾香港高铁的兴建过程,在立法会向“新特权阶级”倾斜的功能界别设定下,无论是2009年落实兴建,还是其后因超支需要追加拨款,以至现时政府提出的无约束力议案,均相继获得通过。在特区的政治体制中,香港市民被少数“新特权阶级”代表,造成香港市民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高铁香港段一直被扣上一种政治原罪,香港市民完全无法从中央的好意中获得预期的幸福感。

香港各界对内地缺乏认识

剔除体制上的扭曲现象,“一地两检”方案其实深层次地揭露,香港回归20年来,市民不但对基本法认识不足,而且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实体区分下,特区政府乃至香港市民对内地政策制定过程几乎一无所知。部分人甚至以香港的标准来与内地不同的省市进行合作。无可否认,在2004年开放自由行之前,中央大力维护香港利益,各省市唯有因应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而作出配合。然而,过去14年来内地省市发展迅速,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一日千里,各省市也要肩负起自身经济指标责任,与香港展开自由竞争。由于不了解内地各省市体制运作情况,香港的竞争力相对下滑。

以今天的国情来说,西九龙高铁总站实行“一地两检”已成为香港的唯一选择。这个漫长而又实际的改变,容易造成香港市民对中央的误会,甚至认为中央朝令夕改。当务之急,就是中央与特区政府应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多以换位思维思考,尤其是特区政府应该让香港市民对大陆国情有实际的了解,减少因为误解产生的不必要矛盾。

香港潜在的“本位主义”

在“一国两制”安排之下,特区政府及议员在一些涉及陆港两地之间的政策倡议上,往往潜藏着一种“本位主义”。2009年,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及议员针对“一地两检”事宜,提出可以在广州、东莞、虎门及深圳福田口岸进行“一地两检”,这纯粹是从便利香港市民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可行性方案,并非根据内地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考虑,更未与上述各级政府达成任何双边协议。

当年郑汝桦的建议,比今天特区政府的无约束力议案更加无力。即使特区政府当年与内地相关市区签订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框架,比照内地的政策制定模式,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谅解备忘录只是香港市民比较熟悉的概念,而在内地一般则将其解读为一种意向,较多使用在经济合作领域,而非政府的政策制定上。香港市民对此普遍不知情。

根据内地的政治体制,所有重大的政策决议,必先由相关领导人提出建议,再经政协、各民主党派、专家学者进行协商,提请人大审议通过,把党的主张上升到政府意志,然后才正式立项执行。任何政策若未经各级人大审议通过并交由政府立项处理,各级政府仍可以根据各地方的发展情况,重新走一次程序,随时进行增删修改。

然而,即使我们已经对公务员团体及建制派政党进行了多年的国情教育,大多数人对此还是认识模糊。这种政策认知对公务员团体及建制派政党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凡涉及香港又未经立项处理的政策若出现改变,各省市并没有责任知会特区政府,否则便有违“一国两制”的精神。政策解释与公众论述的责任必须由特区政府的官员与建制派议员来承担,在问题萌芽发酵的时候,尽早消减香港市民对中央的误会。

漠视内地发展对香港的影响

我们一直组织大量内地访问团,但交流可能出现了机械式运作,而没有让参加者真正认识内地社会发展对香港政策的深远影响。广州、东莞、虎门及深圳福田口岸对香港市民,尤其经常参加建制派议员组织的短期内地交流团的群众来说,应该一点都不陌生。不过,多次多团的交流某种程度上只巩固了建制派的票源和支持者,而没有使参加者深层次地认识到内地变化对香港的影响,也没有透过参加者把这些讯息再带回香港传播,没有让香港公民社会及时调整对内地高速发展产生的心理不适。

例如,根据2016年番禺区政府向广州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提交的广州南站地区新规划,广州南站地区被定位为泛珠CBD,即番禺已经由八年前的县级市发展成广州另一个商业中心。广州南站的城市规划虽然仍有高铁要素,但主要面向绝非香港居民一厢情愿的“一地两检”,而是应对国内“四纵四横”的庞大人流需要。这种重要的根本性改变,应该透过大量交流团结集民意力量,回港后主动抢占话语权,协助特区政府将施政主张合理化。

港人追求特殊待遇不合时宜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缺乏国情教育的背景下,无论特区政府还是香港市民都难以换位思考,缺乏对内地施政的同理心,因此往往认为陆港互动的施政中应该要“港人优先”,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说,香港市民的权益本质上不应与内地居民有任何差异,否则极易造成同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群矛盾。

香港地少人多,楼价极高,但广州与深圳同样人满为患,土地不足,各市政府均把如何让常住人口安居乐业视为施政的重中之重,否则在人多楼贵下呈现的贫富悬殊,将会成为内地社会极不稳定的因素。过去八年,深圳市的常住人口由大约900万上升至接近1,200万,广州市由接近800万大幅上升至接近1,400万。就过去十年两地平均楼价而言,广州上升了193%,深圳惊人地上升了508%。在土地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各省市政府又有什么理由为香港让出土地呢?毕竟,内地地方政府要考虑到内地同胞的感受。对他们冲击至深的也是内地群众,而非特区政府或是香港市民。

借机推动国情教育

因此,除非高铁香港段就此作罢,否则西九龙高铁总站进行“一地两检”的确是今天的唯一选项。面对特区政府的本位主义政策倡议、市民大众国情教育不足、对内地施政缺乏同理心的困局,中央与特区政府在推广基本法教育的同时,需要做好国情教育。

反对派议员之所以未能利用“一地两检”发起大型公民抗争运动,是因为在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引用基本法20条,中央可授予香港政府“其它权力”的时候,反对派议员便陷入了概念陷阱之中,一股劲地与特区政府就中央与特区权力分配及跨境执法进行争论,但试问有多少香港市民了解基本法,对法律有基本认识?在所知有限的情况下,反对“一地两检”的主张,便只在反对派议员及他们的支持者圈中展开,而非公民社会。

现在需要做的铺垫是,在明年第三季度高铁通车之前,以试点方式推动国情教育,例如设立“高铁青少年奖学金”,让香港市民知道内地执法单位租用西九龙高铁总站进行“一地两检”需要付出高昂租金。通车之后,为鼓励香港与大湾区的人文交流,对全日制学生提供高铁大湾区段来回票价半价优惠。透过这些措施,鼓励市民主动体验国家的发展,加深对国情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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